爱尔兰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的民族主义独幕剧《月出》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剧坛的“剧本荒”中得到多次改写（译）和排演。在全民抗战的语境中，吕复等四人在《三江好》中对《月出》的场景、人物、歌谣等进行了合理的本土化改写，但添加的“家仇”有违现实原则；陈治策则在《月亮上升》中对《月出》进行了全面改译，尤其在警察角色的重置上有所创新。两剧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的歌谣（唱段）,体现出不同的改写（译）者惯习所影响的不同的剧作接受和适应性：前者置换成多地流行的民间小调，易于巡回演出；后者换上了流行于都市的京剧，受众较少。总之，上述改写（译）本是抗战期间西方戏剧“中国化”的范...
